如果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如射”“君子如玉”中所说的君子还是作为主体之人存在的话，那么，“莲，花之君子者也”“君子兰”“梅兰竹菊四君子”“花中四君子”则是以君子来直接命名诸物了。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这样的直接以“君子”命名诸物并以此来突显君子品格的。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想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让人们通过“观物”即可“取象”和“联想”到君子的风貌及其品格。这种“君子比德于物”的结果是更加直观和直接。
君子比德于莲。将莲称为花之君子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宋思想家、文学家周敦颐。他在著名的《爱莲说》中对此作了非常明确的定名，并对莲之属性及其精神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颐将“莲”视为“水陆草木之花”中的“君子”。后来的《幼学琼林》直接指出“莲乃花中君子”。他们所采用的当然也是中国文人惯用的托物寓意，借物抒情，以物比德，从而达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语）的效果和目的。从“莲”的生长样态和存在状态描绘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莲的情操，一句话，莲的德行。君子向来是被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是有德行之人、有人格之人、有风骨之人、有才情之人、有境界之人、有理想之人。
孔子盛赞“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超拔情怀，更肯定“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的超功利的品格。儒家所说的“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不是说君子不要器，君子只求义而不要利，而是说要在“道”的引导和指导下从事具体的器物的制作和具体事务的开展。在“义”的范围内开展和从事“利”的事情。这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只要是人不可能不想得利，也不可能以贫贱为其生活目标，诚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人人都想富贵，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得来，君子是不能安享富贵的；人人都厌恶贫贱，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君子是会安于贫贱的。“君子不器”的主旨是在申论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君子不应拘泥于手段而不思考其背后的价值目的。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道器不二”的思维方式。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是不可分离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道器相即”是也。当然，君子所最重当然还是“道”与“义”。在道义指导下的“器”“利”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善的。如果离却和背离了道义的一切技术创造，一切商业行为都将是“恶”的。这一点西方学者在千年以后也看到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将“没有道德的商业”归纳为人性十恶之一。
《爱莲说》中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一句恰恰是要反映儒家一直盛赞的君子的这一价值观。人处红尘之中，身在庙堂之上，然而其心清静明亮，依然坚守道义，遵循仁爱，心系天下，绝不被名利权情所污染。“虽在庙堂之上，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也”（晋代郭象语），此之谓也。
莲“出淤泥而不染”比喻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君子品德和风节，而莲“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比喻的是一种居功不傲，虚心正直，洁身自好，庄重自重的君子品德和气度。
荀子在其著作中记载了一段孔子对君子的描述。“哀公曰：‘善，敢问如斯可谓之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独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荀子-哀公》）。孔子认为所谓君子，说话忠诚守信而心中不认为自己有美德，心存仁义而脸上没有炫耀之色，思虑通达而说话不与人争辩，所以从容不迫就像可以被人赶上一样，这就是君子。花之君子的莲不也是在经过清水的洗涤后却不显其娇媚吗？“濯清涟而不妖”，此之谓也。谦谦君子，不仅如玉，亦如莲呢！君子虚心待人，不生是非，正直洁净以与世人相处。这也是人们敬重君子的原因所在。恰如莲之茎空外直，不生枝节，在远处其香气越发清幽，笔挺洁净地竖立在水中尽显其姿。“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此之谓也。人们可以对君子有不同的态度，甚而对其做出欺骗等不友好的举动，但绝对不可以无理地愚弄和戏弄他们。“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此之谓也。恰如对于花之君子的莲，人们可以远远地观赏它们，却不可靠近去玩弄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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