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如射”的比德是要求君子一是要“其身正”，二是要“其自反”。
孔子非常强调“其身正”的重要性。《论语》记载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的问题，孔子是这样回答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所谓的政治就是统治者端正自己而实现公正。为政者如果自身的行为端正并行事公正，无须下命令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旨去做，如果自身行为不端并行事不公正，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服从。你带头端正而又公正，谁敢不端正呢？中国传统政治重视的正是这种“身正民行，上感下化”的上下互动的格局和风气。
“其身正”实际上就是儒家一贯强调的“尽其心者”“正其心者”“成己”“己立”“己达”。而从反面说，自己如果没有做到，那么就不要去要求别人了。于此，我们马上会想到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正是从正面要求自己首先要做到“立”“达”，然后才可以去“立人”“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正是从反面要求自己如果没有“正”，没有首先做到，那么你就不要要求别人“正”和做到。《中庸》记载了孔子在指出了有道的君子应做到“孝悌忠信”四者后，孔子自谦自己没有首先做到它们，意思是就不应该要求别人做到“子道臣道悌道友道”。“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此之谓也。孔子通过解剖自己，是为了告诉世人“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中庸》）。可见，忠恕之道的本旨要归之一正是表现在“其身正”的首要性和必要性。
能否做到“其身正”是决定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根据所在。孟子说：“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其一“存心”；其二，行仁行礼；其三，具体来说就是爱人敬人。照理说，如果你对他人按照这三条原则去做，对于那些通情达理之人，知道好歹之人当然会对你回报同样的情感。然而，在现实中往往会遇到一些不通情达理的人，蛮横不讲理的人，孟子将这种人称为“橫逆”者。他们并不会因为你对他们仁爱了，对他们礼貌了，他们就会相应地对你回报以仁爱和礼貌。在儒家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更能反映出作为君子的品格和风度的，于是提出了“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君子必自反也”的“其自反”主张。
如果说在“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的四条原则中，第一作为前提的“存心”，第二作为方法的“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第三作为做法的“爱人敬人”属于价值论问题的话，那么作为第四条原则的“自反”则是属于功夫论问题。换句话说，君子不仅因为他们能够保存住良心，以仁以礼来保存良心，以爱以敬去待人处事，而且因为他们具备一定的自反的修养功夫。
孟子主张的这种“君子必自反也”修养功夫是有着反复多次自我反省过程的。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我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离娄下》）。如果有一个蛮横不讲理人，你对他爱和敬，他都没有相应的反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君子必定自我反省：我一定不够仁爱，一定不够礼敬，否则怎么会在我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呢？于是君子通过反省后对人更加有爱了，更加有礼了，但是那个蛮横的人依然如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君子还必定继续反省自己，认定自己一定没有做到尽心尽力的忠，于是君子通过反省后对人更加真心地仁爱和礼敬了，然而这个人依然如故。此时君子就会说，此人不过是个狂妄之徒呢！他的这种行为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而对于禽兽一样的人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由此可见，孟子虽然认为在“行有不得者”的情况下“君子必自反也”，但也不是一味地“自反”下去。如果你已经做到了尽心尽力地对待那人，那人却依然那么橫逆，面对此等近于禽兽的狂妄之徒就无需讲什么修养了。由此也说明君子讲道德，行道德不是无条件的。君子也是有原则之人，有是非之人，有气节之人呢！
总之，“君子如射”反映的是君子的胸怀和格局。有了胸怀才能够严于律己；有了格局才能够宽以待人。胸怀决定一个人处人待物的广度；格局决定一个人处人待物的高度。它是一种境界，君子正是追求这种境界的人。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