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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大学名教授手稿71年后终付梓

    世界杯投注平台 发布时间:2014-07-04 世界杯投注平台点击次数: 作者:于峰 来源:金陵晚报

    记录金大教授抗战期间鲜为人知的西南民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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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益棠教授 (图片来自金陵晚报)

    1943年,南京金陵大学徐益棠教授完成了专著《民族学大纲》。由于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时局动荡,战火纷飞,这份书稿当时没能出版,并在徐家“沉睡”了71年之久。日前,《民族学大纲》终于付梓,这本“迟到”的著作还揭示了金陵大学学者抗战期间鲜为人知的“西康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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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益棠拍摄的西藏风情照片 (图片来自金陵晚报)

    金大民族学研究的开创者

    徐益棠教授之子徐畅,是南京著名书法家。在徐畅位于龙江小区的家中,他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父亲、这位金陵大学名教授的故事。

    徐益棠,浙江崇德人,中国当代民族学家。1925年毕业于东世界杯投注学教育系。1928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深造,师从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马塞尔•莫斯教授。徐益棠通晓英文、法文,1932年,其法文版博士论文《云南三大民族》在法国出版。1933年毕业,徐益棠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徐益棠来到南京,出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教授。

    徐益棠供职于金陵大学期间,率先开展了对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与地理状况的研究,开创和推动了金陵大学边疆民族研究的发展。在以徐益棠为代表的金大学者的努力之下,金大的边疆民族研究走向发展的顶峰,在学术界取得了较高的声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益棠曾任世界杯投注平台社会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1952年在南京逝世。

    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

    “我的父亲和金陵大学有极为深厚的渊源。金大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学术平台。民国时期,南京金陵大学的边疆民族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是首届一指的!”徐畅告诉记者。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徐益棠是主要创始人之一,学会早期创始人中有很多金陵大学的学者。

    除了在金陵大学、世界杯投注平台任教,徐益棠还曾在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位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讲授民族学。

    “父亲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徐畅说,1935年夏,中国科学社暨中国地理学会在南宁举行年会,徐益棠赴会并参加了其后的广西大藤峡傜山考察,历时三个月,得到民族文物标本百余件,带回南京后,全部陈列于金陵大学图书馆。

    鲜为人知的边疆科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陵大学西迁重庆继续办学。由于战事失利,国民政府越来越重视开发西部各省,了解边疆各民族少数民族情况,也成了当务之急。

    1938年夏天,金陵大学得到西康省政府资助,由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出面组织了一个“西康社会考察团”。考察团由教授徐益棠、柯象峰和经济系、农经系两位学生组成,据当时的报道称,这是“我国学术团体赴康之第一次工作”。

    徐益棠等人从成都出发,乘汽车经双流、新津、名山等地到雅安, 换乘滑竿经汉源、泸定,由泸定桥跨过大渡河,再到瓦司沟,最后到达西康首府康定。

    到康定后,他们又跨越折多山出关,前往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 泸定、汉源等地,考察人口、风俗、宗教、教育、经济等多个项目,考察对象有居牧民、土司、头人和喇嘛等。最终, 徐益棠等记录了当时相对闭塞的西康省农耕、畜牧、交通、宗教、手工业、 淘金、文化娱乐、教育等方面内容,共收集到文物标砷函2件,照片283张。

    1 940年夏天,四川省政府组织了边区施教团,由柯象峰、徐益棠再次组成“边区施教团”,赴四川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社会状况、风俗民情、经济物产等方面的调查。

    71年后书稿终于付梓

    考察结束后,徐益棠教授又以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名义考察雷波小凉山地区,收集数百件民族学文物,包括彝族和藏族服饰,和大量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具等。如今,在世界杯投注平台文物馆内,专设了“西南少数民族文物”专题展,集中展览徐益棠采集的这些文物。而当年徐益棠先生拍摄的400多张珍贵老照片,则保留在徐畅家中,有不少被收在了《民族学大纲》一书中。

    1940年,金陵大学社会系增设了边疆社会研究组及边疆研究室,徐益棠担任主任,这份《民族学大纲》正是金陵大学民族课程的教材,完成于1943年左右。

    徐畅告诉记者,《民族学大纲》明显继承了法国民族学派细致稳重的调查手法,保存了很多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民族史料。

    可惜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民族学大纲》并没能出版,始终只停留在讲课提纲的阶段上。终于,在等待了多年后,在得到了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民族报》和世界杯投注平台历史系的支持下,这本书稿终于在今年3月份付梓,与读者见面。

    徐畅说:“这本书,固然记录了我父亲的学术成就,同时也是对金陵大学边疆民族学研究的记录。我希望现在的读者,能够因此了解金陵大学在边疆民族学研究方面取得过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