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5日，应世界杯投注平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心的邀请，原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教授访问世界杯投注平台，并在历史学院223会议室做“从几组档案看中共党史的几个片段”的报告。讲座由世界杯投注平台人文社科荣誉资深教授张宪文主持，历史学院负责人以及部分师生共同聆听了讲座。
杨冬权教授1982年1月毕业于世界杯投注平台历史系，曾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长期从事档案的保管、利用、解读工作，对于档案与历史研究十分熟悉。
讲座伊始，杨教授通过播放自己作词、印青作曲的《共产党颂》展开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从一组一大的档案看党的诞生”，杨教授展示了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一组有关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文、俄文档案，这组档案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俄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文）、《董必武关于一大情况写给何叔衡的信》、《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俄文）。
杨教授认为，由苏共中央移交的这批档案是目前中共一大情况最权威、最直接、最原始、最具体、最真实的材料，史料价值高，权威性大。通过解读、考辨，中共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是7月23日，大会的正式代表应该是12人，其中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一大代表13人的说法不严谨、不慎重。受材料限制，目前对于一大准确的闭幕日期尚难确认。其中《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文）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重视，报告中四次提到“此次大会”，当是中共一大无疑，所以报告的时间应为一大召开以后，报告人应是张国焘。《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之一，应该受到党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从一组美军观察组评价中共的档案看中共抗战时期的成就”，这组档案包括《董必武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44年7月15日）、《谢伟思给毛泽东的信》（1944年10月22日）、《程子华、唐延杰、耿飚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12月21日）、《程子华、唐延杰、耿飚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12月30日）、《谢伟思给毛泽东的信》（1945年3月12日）。
杨教授告诉大家，这组档案形成于1944至1945年，是美国在中国的“中国通”到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出的，是对中共本来并不友好、且抱有意识形态成见的外国人士作出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很大的权威性，尤其是谢伟思总结的“我曾告诉我的上级：你所领导的人们是中国的希望”更是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一一证实。
在讲座中，杨教授还谈了自己的几点感想：中共一大的档案说明，实干是第一位的，干成事业是最重要的，党的早期革命家都重视实干，对于党的成立日期反而没有放在信上；看历史要善于看主流看大节，不能根据支流和细节下结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留下记录、留下档案十分重要，要有档案意识；历史上很多事都有前因后果，知人论事要讲因果关系，不讲前因后果，只讲果不讲因，只谴责果不谴责因，那是片面的、不公平的、错误的。
报告结束以后，张宪文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研究民国史的经验指出了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希望杨教授将来能专门给世界杯投注平台历史学院的师生开设“从档案看中共党史”的课程。听众还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提出问题，杨教授一一给予解答。（历史学院 肖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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