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看待天地万物自然现象的发生问题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神论认为自然现象，尤其是异常的自然现象的发生，与人类社会存在着某种关系。而无神论认为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这一无神论思想观念在战国时代的儒家荀子那里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明确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主张要善于区分天与人的不同职分，不可以将不同职分的两种存在进行神秘性的比附。这一天人相分的思想观念一直为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所坚持。东汉的王充在其《论衡》中以“疾虚妄”的勇气展开对流行甚广的神秘的天人感应论进行揭露和批判。所谓“疾虚妄”就是憎恨坚决批判那些虚假荒诞的言论和观点。在王充的东汉时代，天人感应就是“政治正确”。从朝堂到民间，人人相信有意志，君权神授，打雷是天怒，下雨是天恩，天灾是人祸的报应。王充偏不信这个邪，他直言，天道自然，与人无关，吉凶祸福，在人不在天。到了唐代的柳宗元，直接提出天人“其事各行不相预”（《柳河东集-答刘禹锡天论书》）。中国无神论思想也正是在这一天人相分，天人不相预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得到充分展现。
中国的无神论者在将天与人的关系定性为各有其职分的关系结构，这就保证了在客观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关系的纯正性，在剔除了神秘天人感应的有神论色彩以后，使得无神论思想占据了这一意义上的天人关系的主导地位。从而也就保证了多重意义上的天人关系论都在无神论的统摄下彰显着它们各自的思想意趣。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国文人懂得要做一个真正的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一定要有一个符合中国先哲们所规定的文明规范。文人也好，人文也罢，其内在的要求就是要使人成为一个符合文明标准的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在“以止”有着特称内容及其意义的中华文明基础上和过程中而最终形成的，所以中华文明所设定和走过的文明道路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之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而由此决定着这种人文所表征的文明形态始终是指向天道的文明、天下的文明、社会的文明、心性的文明，以及道德伦理的文明。所有这些又都是牢牢地建立在自然的、现实的、社会人间这一时空之下，一句话，都是回答和解决“此岸”性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会将那种“六合之外”“天下之外”的存在称之为“神”。对这种存在加以承认和追求的自然称其为“有神论”，而不承认和议论有这种存在的自然称其为“无神论”。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思想是有其特殊规定的。中国古人为了表达这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就选择了“天人合一”概念和命题。天人合一所要反映的乃是天地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紧密相关性，在此之外的“领域”及其存在者不构成中国人的兴趣所在。天地上下左右之六合之外，中国人不去议论它们，也不去追求它们。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与物相离的所谓“形而上者”无法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荀子的“圣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都是在表达着这一不关注超越现实物质世界以外之存在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是天地自然万物自身和社会人道自身的问题。而且中国人关注外物的目的乃是要实现与万物之情和神明之德的相类和贯通。《周易》的“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都是在表达着这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人与物不相分离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
无论是天道文明所关注的“天地间”的事情，还是浚哲文明所关注的“心性间”的事情，抑或天下文明所关注的“社会间”的事情，实际上这些从不同层次和方面表征着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都共同取向于一个方向，那就是“人世间”。
中国传统文化将真正的学问称为“真学问”和“大学问”，而中国的天人之学正是将此学问统摄起来的学问。换句话说，中国的学问都可以被称为天人之学。而中国天人之学的核心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因此，探讨蕴含在天人合一思想中的无神论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世界杯投注平台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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