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将人的来源与人的构成都紧紧地与“天地”“阴阳”这些纯粹客观物质性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从来不在自然物质世界以外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说得再通俗些，关于“人从哪里来”的哲学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从来没有陷入宗教有神论的思维模式去寻求答案。
但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定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从未存在过有承认有着超越自然和社会之上的绝对神灵者的存在。同时，也并不否认存在着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进行神秘比附和关联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实际的情况是始终存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
社会人事的吉凶祸福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还是由人的主观行为造成的。这种基于对自然认识而产生的不同认知结果，反映在思想观念中就形成有神论与无神论。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某自然现象的先出现某种状态，预示着人间社会会相应地发生性质不同的事情。一种是人类先做出了性质不同的事情，然后天地自然会发生某种现象来表征与人事的合符。一般来说，正常自然现象与吉利的人事合符，而反常的自然现象与凶灾的人事合符。而承认二者之间有这种联系和感应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具有神秘性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有神论，而否认二者有这种联系和感应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天人不相干的天人相分的无神论。而这两种天人观同时长期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总之，在自然意义下的天人观始终存在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立。
中国古人会观察到许多不同平常的自然现象发生，而对此异常情况的出现人们往往非常恐惧，并会认为这是预示着社会人间会发生某些灾难。根据《左传》记载，当时在宋国就发生了陨石降落、六鷁鸟退着飞的怪异情况，宋襄公就此事向一位叫叔兴的人询问，想知道这是吉祥之事还是祸凶之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是说，宋襄公就陨石坠落和鷁鸟退飞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对于宋国和他本人来说是什么预兆？吉凶在哪里？叔兴退下来告诉别人说，国君询问得不恰当，这两件事其实都是有关阴阳的事情，人事吉凶与此无关。吉凶由人的行为所决定。可见，“吉凶由人”而与自然现象如何发生是无关的这样的思想观念是代表着鲜明的无神论立场。
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着一种有神论的认知方式。认为自然界所发生的灾异是天地神灵对人类的谴告和惩罚。这种以天人感应的方式去解释灾异并形成思想体系的那要当推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了。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大量阐述国家政事与灾异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君王乃是灾异责任的承担者等问题。这种将君王国家的过失的原因最终落实到君王身上，让其担责，这种形式倒是主张“吉凶由人”的，但对这一过失主体的赏罚又是通过超社会超自然的力量去实现和完成的。这一形式的天人关系的开创者是西周统治者，而接其序的是春秋时期的墨子，后由西汉的董仲舒终其果的。这三者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承认有一个超越“天”（神灵）的存在，它能够根据君王的表现好坏而对其或赏或罚。但在这三者中，西周和墨子的天（神）是直接对君王的行为给出不同的结果，而董仲舒则增添了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天（至上神）的意志通过自然的异常之灾害现象来表示和传达。也就是说，作为“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义》）的“天”（至上神）不是直接降福或降灾到君王头上的。应该看到，这种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前提是承认有一超越社会自然的存在者。
上述有神论思想遭到了来自儒道两家的同时反击，儒家从人文、道家从自然将超越社会和自然的神灵来了个彻底清除，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最终没有滑向宗教神学。这也提出了一个“以止”怎样的文明的大问题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世界杯投注平台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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