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五经之一的《礼记》以“礼”为书名，全面系统对礼作了揭示和探讨。首先在人与禽兽本质差异上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也就是说，作为禽兽的鹦鹉、猩猩也有语言能力，但它们脱离不其禽兽的本质属性。今天之人虽然能说会道，但如果不懂礼，不知礼，不行礼的话，与这些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着重强调揭露了“今人而无礼”的现实。也就是指成书那个时代的人的状况。“今人”一定多指中原地区的人，而非特指所谓周边的“四夷”之人。这一事实实际上是在说明，以人是否有礼来判断文明程度的。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礼是一个有着普遍性的人性根据和价值规范的，甚而说礼是整个宇宙的最高准则呢。
选择“礼”作为天下文明的原则和标准就是看准了礼能够成为“组合”“凝聚”中心与周边的功能和力量。看准了只有礼才能够实现消融和超越中心与周边的空间和种族意义上的差异性。其理念的支撑就是要找到能够与“文明”本义相契合的一个德目。我们已知，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与“明”的定义正是有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特性。“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是也。而有着“经天纬地”和“照临四方”这一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当推“礼”呢！
能够贯通宇宙天地万物，涵盖天地人“三才”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礼和孝呢！“夫礼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此之谓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此之谓也。对于礼的贯通天地人三者的这一本性，荀子更是有明确阐述。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就是说，礼有三个本源，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祖先是种族的本源，君师是治国的本源。所以，礼上事奉天，下事奉地，尊敬祖先而推崇君师，这是礼的三个根本所在。在荀子看来，天有天的规则和功能，地有地的规则和功能，人有人的规则和功能，而礼正是贯通天、地、人三者最根源性的存在。至此，文明的概念和礼的概念在“经天纬地”的意义上实现了融合。
另外，礼又是一个能统摄其他所有德目和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性范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非礼不成”之论是在强调礼的基础性和普遍性。
可见，“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十分重要。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很好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人不仅喜欢用“礼” 区分“人与禽兽”的不同，而且将此作为判断人和社会是否文明的标准原则，由此最终建立起最富特色的中华“礼乐文明”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当我们将“礼”不仅仅理解成一种规定和习俗，而是站在人性的高度，站在宇宙天地的高度加以理解的话，那么就不会只简单地得出“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胡安国《孔氏祖庭广记》）这样的结论矣。
当将一种文明规定为一种思想，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存在，这就超越了以空间与地缘意义上的内外远近去区分华夷以及文明程度之高下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通俗地说，不认为中原地区就是文明的代表，而周边地区就是不文明的代表。而在概念结构上对“华夷”的超超莫善于“天下”这个概念呢！如果你站在“天下”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不管是哪个地区，哪个种族，哪种文化，有礼者就等于是文明的，而无礼者就等于是不文明的。如果非说“中心”的话，那么简单地说，哪个有礼，哪个就是“中心”，哪个无礼，哪个就是“非中心”。换言之，哪个有礼，哪个就是“美丽宏大”的。天下文明的实质乃是礼乐文明。反过来说，能承担起礼乐文明这一盛名的当推“天下文明”。是“以天观之”，而非“以空间观之”“以种族观之”。一句话，而非“以人观之”。“从人视之有中国，有夷狄；从天视之，无中国，无夷狄”（佐藤一斋《言志录》），此之谓也。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啊！
当天下之人谁按礼乐文明去做的话，那么就“从”嘛。“从文”是也。“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嘛。而如果你原来有礼，而“今人而无礼”的话，照样被称为禽兽嘛。可见，以“文”，以“礼”去区分和判断文明的程度是有道理的。
以天下观之，就是以文观之，以礼观之。而以文，以礼为其精神的“天下观”又具体有着怎样的内容呢？这乃是天下观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世界杯投注平台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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