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天文”和“人文”之道理是为了发挥其各自的作用。诚如《周易·贲卦》所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通过观察天体刚柔交错的运行，以明察四季变化；通过观察止于文明的人文行为，以教化成就天下万物。在向往和归处着光明的事业的过程中，时刻不忘对此裁止而不使其过，这是人文的本质及其精神所在。文明之道始终由人去奉行和实行，这里自然会引出一个如何按照人文精神去教化和成就天下万物的问题。这也是古人为什么常常强调“人之文，德之教”（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的原因。人文一定要落实到教化之上，如此才能够完成文化的功能。“人文教化”是也。
“人之文，德之教”的人文教化活动，实际上存在一个由内而外的逻辑进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其称为“内圣外王”的形式和模式。所谓“内圣”着重是在解决人“内心”问题，而人的内心始终是由“道心”（良心）与“人心”（气质）两心所构成。如何对此两种心展开行动和修行乃是“人文教化”首先要进行的功夫修炼。具体说来有“两化”：就是对人之道心的净化。《大学》称之为“明明德”。我概括为“净化心性”，此其一；就是对人心的变化。《大学》称之为“新民”。我概括为“变化气质”，此其二。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的教化，涵养的功夫是同时对人身上的阴阳二气的用功。由小气变大气，由浊气变清气，并最终将人身上的“浩然之气”培植出来。此“气”至大至刚。有了此气自然会使“气自华”矣。气自华就是光明之气者也，就是弥漫之气者也。“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有文章而光明”者也。“华”者光明美丽者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明建设，人文教化，文化熏陶都是着眼于对人的素质的开启和激发。它们都与外在的知识性的灌输没有关系。它们的任务是对“人性”中那些光明之性的呈现并伴随着对“惟危”的气质之性的变化和节制。把这同属于人本来就具有的素质成出来，化出去。但净化心性与变化气质二者比较起来看，后者较之于前者更艰难些。诚如清人曾国藩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大学》为什么要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呢？原因也是在向人道出修身，即去掉人身上的气质之性中的恶性，习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要以此“为本”，切不可掉以轻心。可能是因为此性难以改变，所以反而说明了如果克服了此性之恶，之弊，那么变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呢。也就是说，惟其“难能”，方显“可贵”。
当人完成了这“两化”以后就会达到“至善”的境界。“止于至善”（《大学》），此之谓也。中国古人深深懂得外在的环境对人性的直接影响，所以极其重视“淳化世风”。要之，净化心性，变化气质，淳化世风是人文所欲达到的“化成天下”的人的文明建设，又可以说是人的心性文明建设。这是完成“化天下”的任务。在此基础上，要成就人的道德，成长人的生命，成全人的人格。这是一个“成己”的文明建设。人要有以仁义为代表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人要有不断光明自己的德性生命，不断变化自己的气质生命的生命意识，以期实现其生命层次和境界的不断提升；人要有健全和高尚的人格品质和人格魅力。不会因为外在条件的改变而丧失人格。可见，成就道德，成长生命，成全人格这是完成“成天下”的任务。
具有了“三成”的人文精神的人必然具备抑制强者而同情弱者的精神品质呢！慈悲，悲悯，恻隐，同情，不忍，恻怛都是“柔软”的精神。为官者是否具有人文情怀一定是通过他们是否有对“下层百姓”“弱势群体”的仁爱而得到体现和反映的啊！换言之，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包含着对弱者的同情和关爱。
“三化三成”构成“化天下”和“成天下”的“内圣”的内容和功夫。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定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实际生活之中的，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工程。大家最熟悉《大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谈论的正是“外王”的问题。我将其概括为“三和”，即和睦家庭，和谐社会，和协自然。“化成天下”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建立起以“和”为至境的关系样态。家和事兴，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下大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观乎人文”以后而要“化成天下”的“外王”景象。
人文化成之象的“天下”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其非常独特的义旨和意义的！也就是说，天下观表征着中华文明和人文精神的重要特质。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世界杯投注平台哲学学院教授）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