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用来表示光明美好事物的，从而与阴暗、黑暗、丑恶事物形成对立者也。“文，犹美也，善也”（郑玄《礼记-乐记》注），此之谓也。然而在中国文化的思想观念中，对任何事情，包括对所谓“好善美”的事情也要做出“补充”“对冲”“调节”“中节”。一句话，都要做出“执中”的工作。这也是由“阴阳观”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对文明也要有个“止”的动作。“止”者，处也，克也，制也，节也。恰如对仁爱要“冲之以”“补之以”“果敢”者也。冲之以，补之以“礼”者也，“义”者也。目的正是对文明之事进行“而止”的工作。这也就是“人文”在“文明”建设工程中重要作用的体现。这也是理解“文明以止，人文也”思想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之所在。
具体说来，“仁慈”，它可以被称为美德中的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儒家思想观念中，向来是将“仁”德视为“全体大德”，被形容为人的身体主干。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恰恰又在这里充分反映出它的智慧。它提出对于一切哪怕被认定为“文”以及美德亦要对此进行所谓“节制”，这就叫作“节文”者也。而与仁德紧密相连的两个德目，一个是义德、一个是礼德，正是承担了此项任务的呢。义德表示刚毅性的截断，以此德来辅助于仁德，其目的就是要用义的“果敢”之性来补充仁德，以防止仁爱滑向软弱，即不走向极端。在一个“适可而止”的状态中实现合理、理想的境界，发挥出“仁爱”应有的作用，不让其正面的作用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通俗地说，不要把好事（善德）变成坏事。不要使善德演变成害人，纵容坏人干坏事而让好人受苦受罪。这都是“止”的限制，防止出现偏差和极端情况者也。另外，行仁一定要有“礼”加以克制、限制，以防止走向彻底的“阴柔”，于此就需要用带有刚强性质的规范和制度对此阴柔之性的仁德加以补充和对冲。
在实现“仁”之文明工程中，前提也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先进》），此之谓也。克者克制也，限止也。只有“礼”这一要素和德目的加入，仁德才能成为真正的仁德，即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出仁德爱己爱人爱物的道理和精神呢！
任何“德目”皆需“礼”来加以“节文”，加以“克制”“限制”，加以“对冲”。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和”的局面。这也就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意义之所在啊！规范、调节、节制之“文”乃是“礼”的最大本质和功用之所在呢！“礼，节文也”（朱熹《论语集注》），此之谓也。
同理，对待义德、礼德来说，当要配之以与义礼二德相对、相反的一些属性的“力量”（仁慈等“力量”要素），冲之以义之德、礼之德，不至于让“义”“礼”在缺少了“仁柔”之性相配以后而出现“纯阳纯刚”的结果，即出现“刻薄少恩”的局面。
对于人性中的气质之性中的恶性那是要限止的，这应该说是“人性以止”的人文所要完成的第二项任务。人性之恶，人心之殆，这个事实早已被中国古人所洞察。“文明以止”的“止”除了有对“文明”本身子项及其活动的“限止”作用外，应还包括对人类的“恶行”的防止和禁止的意思。能限制（止）人的恶行向着更加美善光明的程度提升和进步，亦显示出“人”的“高智慧”“高能量”的“能力”的“应然性”。
人性中存有诸恶之心——不善心、好利心、嫉妒心、好色心、谄曲心、吾我心、贡高心、慢他心等。对此等人心人情是绝对不能依顺之的，因为如若顺从了此性，“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所以对此一定要加以控制和限止呢。
“两止”之文明恰是对人生命存在方式的“人文”活动呢。具体说来，就是对人的德性生命的归止与对人的气质生命的限止。而通过这“两止”最终所欲达到和实现的目标和境界正是那“至善”者也。“止于至善”，此之谓也。此“止”是对“两止”完成的“安止”者也，如此也就“获得”了生命内在本质。
人文始终伴随两项工作：一项是“处于文明”之位，一项是“限止文明”之过以及防止人性之恶。既要文明，又要不使文明过头而反噬人类文明，使文明走向其反面的“野蛮”者也。既要“处文”，又要“节文”，还要“化性”是也。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正是体现在这些任务之中的啊！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文明”“仁德”以及“人心”这些文化问题时所保持的“处文”“节文”以及“止恶化性”的高能力和高智慧呢！
只有在做好了“止”的工作以后，才获得了“人文”的原则和精神，而了此原则和精神才能肩负起“成化天下”文明的重任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世界杯投注平台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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