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化留学史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携手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史、理论与伦理研究所，于5月20—21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召开“留学史与近代学科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近代中国学科形成的角度，对留学史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中国近现代学科的形成过程中，留学生群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近代先进的学科理论和学术规范为指导，于五四前后创建了中国的多个近现代学科，对建立中国近现代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贡献。
本次研讨会在3个会场设有8个分论坛，围绕“留学史与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留学史与近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留学外史’与‘留学内史’”“全球视域下的留学史与知识迁移、文化交流”“区域、国别与留学史研究”等5个具体论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赵刚、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腊碧士、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闵道安、江苏省“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周棉、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副馆长李国荣、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教授王马克，在开幕式上致辞或作主旨演讲。北京大学教授、北京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刘志光等多位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参与研讨。
周棉指出，中国现代哲学学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在近代哲学思潮和学科规范的影响下，从中国传统的经学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结果。其学科体系的形成以五四为中心。在此过程中，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们起到了主导和决定性作用。他们是继传教士之后传播西方哲学的主体，也是构建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主体。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一开始就呈现多元趋向，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现代转型和中国人现代观念的形成。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特殊意义是：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否定性批判，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中国哲学新传统，从而改变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李雪涛阐述了留学史的研究方法，介绍了“留学内史”与“留学外史”的概念，指出我们需要采取更好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和构建知识形成的模式，将重心放到参与了知识转变和迁移的留学生身上；要从研究的本体回归，“留学内史”和“留学外史”相结合，不能单一强调其中某一个方面。在研究留学史的过程中，要超越单纯地定义“什么是知识”，去尝试更好地理解知识的动态形成模式及知识的传播方式。
腊碧士主要探讨了在历史上跨地域人才流动以及跨文化交际影响下现代学科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同时也强调留学史的研究既要立足于宽领域、多学科、广角度的宏观视野，也要苦心钻研、下足功夫，志在“十年磨一剑”。
闵道安结合自身在中国的留学经历，阐述了域外汉学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生动形象地使用“桥”和“船”揭示跨文化交流中留学的作用和意义，阐述构建国际文化交流的“桥”与“船”就是留学史的研究，是推动国际化、全方位、多层次文化交流互动的基础。
王马克在肯定传统民族国家历史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从二元文化对立的批判角度出发，强调在当前全球史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研究中，应立足于全球文化交流互鉴、达成全球史研究的新范式。同时，希望未来留学史的研究能够不断探索，激发新的问题意识，发掘更多的档案史料，开拓留学史的研究领域。
李国荣在致辞中谈到，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15年，以周棉教授为首席专家，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共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留学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专项课题。课题组历经数载，在浩如烟海的各种档案卷宗中，对清代留学档案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甄别筛选和整理编辑，选出清代留学生档案4000余件。这些档案涉及清代留学生政策的讨论与制定、留学生的选拔和派遣、留学生的管理和考核以及官派留日、留美、留欧各处学生的具体情况。这一课题成果对留学史研究必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刘志光从1950年代留美归国学人研究角度出发，指出：《归来》一书，首先对1950年代留美归国学人的人数、专业及就业等问题，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基础数据和历史依据；其次，与晚清和民国早期留学生的趋势与志向不同，抗战后期留美群体受时代影响，特别是受到在“冷战”格局之下个人志趣与家国情怀、去与留的纠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再次，在新中国革命与建设中，这个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部分专家成为“两弹一星”“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领军人物，大多数人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奠基与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陈明考察了民国时期首批赴印交换留学研究生情况，认为，现代中印之间的互动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全球大变局中展开的。1943年中国政府首次选派了10名留学生公派赴印攻读研究生，梳理那段历史，对揭示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复杂格局、探究现代中印双方的共同努力，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也为深化当今的中印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华天雪围绕留日画家的中国画改良问题，指出：在20世纪美术留学史中，1905-1937年的“留日”为其起点，在此期间，中国美术留学生受日本画坛日西融合潮流的影响，回国后或从事国画改良或继续从事国画创作的现象，在整个中国现代美术留学史上尤为突出。其中以朱屺瞻、丰子恺、关良等为代表，他们依凭各自的个性、学识、修养，以差异甚大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应对“融合中西”的时代性，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外来“日本因素”和由日本“转译”的“西方因素”，在“中国画改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徐志民回顾了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演变，总结了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特点，分析了所谓“留日者反日”的现象及原因，评述了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效果，提出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有关国家应汲取历史教训和历史智慧，妥善处理留学教育交流中的“脱钩”“断链”问题。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吴思远对新发现的辜鸿铭系列佚文《我对归国留学生的回忆》进行考察，指出：这组佚文客观上描绘出全球视域下早期留美生与留欧生之间对话和互动的种种画面，其间诸多有价值的历史性记录，丰富了近代中国留学史整体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细节内容，对近代中国留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田方萌围绕潘光旦的留美经历，结合中西方的优生学史文献，分析潘光旦的留学经历与其学术思想的源流关系，探讨优生政策为何在当时的中国难以推行，阐述了潘光旦在中国引入行为遗传学等当代新兴学科的视角和结论，其生物学思想仍然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周雷鸣围绕中国近代药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留日学生於达望对《中华药典》的贡献进行了探讨，指出於达望所表现出的勇于担当、坚持不懈、团结合作和任劳任怨的精神，是其实现药学救国、报国之志的体现，对于今天科技工作者仍有着教育和借鉴的意义。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陈健阐述了留美教育家张彭春的高等教育思想与报国实践，认为张彭春以“诚意为青年，产出新国家、新文化”为使命，最早倡议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在受聘清华期间，提出人格教育与科学研究并重的办学理念，并且制定新教育方针，创办研究所，提出“会通中西”的学术理念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切实运用自身所学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反映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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