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公共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与会学者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野出发，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源流、现代化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公共服务发展、健康中国建设、城市治理现代化等前沿议题，以探讨中国式公共管理公共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与实践。
一、公共治理依托于中国式治理的五大源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全面推进公共治理现代化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中国式治理是助力中国式公共治理实践的重要基础。那什么是中国式治理？如何实现中国式治理？我国的优势是什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表示，中国式治理是根植于本土且包容并蓄的实践探索，包含治国理政的历史传承、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基层的实践探索和现代技术的推广使用等五大要点。并指出在目前中国的治理实践过程中，其治理方式、治理特征以及治理优势都是源自于这五大要点的荟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因此，刘旭涛教授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既是注入新的因素的发展过程，也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继承过程，不能割裂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正如一个硬币有两面，在对历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既要看到精华的一面也得接受糟粕的一面，而辩证看待问题正是中国式治理的关键。
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中国式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刘旭涛特别指出，中国式治理过程中要及时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以经验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同时要发挥党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群众组织和社会号召的作用，以实现国家的社会创造。
二、“规划制度”是中国式公共治理落地有效举措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规划制度是实现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前提条件。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刘伟从规划制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历程、实践逻辑、价值意义和完善路径四个方面为促进中国式公共治理落地提供一定的思考，并指出中国式发展形成的根本性制度原因正是因为规划制度一方面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内在灵活性和调试空间。
规划制度是体现我国治理体系独特优势的重要制度。刘伟认为，规划制度彰显了现代化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适应了中国国情下的现代化治理需求，提供了跨越现代化后发陷阱的“中国方案”。他指出，规划制度以综合性、体系性满足了中国式现代化全方位发展和多面向变迁的需求，以预期性、调适性与连续性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朝着明确的目标扎实前进。正如我国规划制度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混合计划时期以及全面规划时期，其侧重点也从以经济领域为主向社会领域拓展，再到现在适应国家现代化治理需求。
如何利用规划制度推进中国式公共管理的落地？刘伟从法治化、专业化、改革创新三个方面指明规划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完善路径，反观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发展，则也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例如，制定改革创新公共管理实践方式的规划制度，可在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的助力下，创新政府治理手段；制定专业化中国式公共管理人才制度，为中国式公共管理提供人才保障。
三、发展公共服务是推动中国式公共治理的重要渠道
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实现中国式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杯投注平台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孔繁斌认为，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公众的焦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公众展现出的买房、上学以及看病等的焦虑正是因为公共服务发展存在问题，并从公共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人类学等视角探讨了公共服务。如公共服务是纯公共产品还是混合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应有的价值是什么？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化建设成果的一部分，是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的基础，但现在在社会中整体呈现出供给不足的现象。孔繁斌提议，学界应加大力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问题，改善公共服务发展现状。虽然现有党的领导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体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但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是不完善且不完整的。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问题是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的相关理论，了解应有的体制和制定重要政策的关键。
公共服务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实现的重要渠道。孔繁斌指出，目前中国式现代化被概括为“1+5”的结构，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五个方面的现代化，而公共服务发展则是让五个方面的现代化呈现出整体时代性的关键。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管理的深刻内涵，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是对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实现。同时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实现也反过来促进公共服务的完善。
四、中国式公共治理下的“健康中国”实践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周忠良通过分析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存在的问题，如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使用效率较低，服务能力不足，服务质量有待提升以及就医秩序有待完善等，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实现中国式公共管理现代化，并指出医疗体制改革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的途径之一，也是中国式公共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
医疗体制改革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既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公共管理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现。周忠良针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问题，从理念、机制、模式和平台四个角度提出如何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具体而言，一是贯彻“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和“医防融合”的理念；二是在医共体框架下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激励机制，实现医疗、医保联动；三是充分依托“互联网+医疗健康”，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智慧社区服务模式；四是搭建全科医生助手机器人示范平台。其中，高新科技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正是促进中国式公共管理创新的重点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始终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健康中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意。面对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中国式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关键难题。从人民健康发展角度促进中国式公共管理创新不仅能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度、满意度，也能为公共管理现代化提供创新实践路径。
五、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公共治理动力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公共管理理论、模式等实践运用的关键体现。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魏龙指出，由于国家和地域存在差异，所以城市治理也存在差异性。在中国，差异化城市治理是更符合中国地域广、各城市发展现状不同的基本情形，但不管城市治理存在何种差异，中国城市治理都遵循主与辅相辅相成的治理理念。其中，中国城市治理的主线是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协调共生、注重基层治理，辅线是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城市GDP和城市在国内国际中的影响力。
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式公共治理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魏龙提出了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大障碍，分别是城市功能叠加的选择困难、城市单元并联的通道梗阻、城市善治的供需失衡，以及城市对标赶超的巨大压力。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就是聚焦问题，改革创新。因此，针对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存在的障碍，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为中国式公共管理指明了创新方向，即创新什么？如面对城市善治的供需失衡，魏龙提出可从中央和地方治理的宏伟目标，蓝图的科学性、可行性，城市主体需求满足的次序和程度等思考如何实现供需平衡。
城市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实现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就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更为中国式公共管理实现提供创新治理实践经验。那么如何促进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魏龙指出，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兼具效益管理、效率管理、合作管理和自主管理四种管理。从公共管理学视角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落实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治理理念，不断强化多中心治理模式，推动新公共服务以及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叶呈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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